作者 张高峰 ；《工人日报》副总编辑 张刃 提供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范长江是一位出色的著名记者。1935年我在北平读初中时，就喜读他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的西北旅行通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察（哈尔）绥（远）前线写的战地通讯，更激励着前方将士和后方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因为崇拜他描写的在北平南口前线英勇抗敌的国军89师，我在1938年4月还随这支部队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在前线采访，目睹了战斗的惨烈和战役的胜利。所发通讯刊于邹韬奋先生主办的《抗战》三日刊。那时我只是一个业余"记者"。

    1938年10月，在湖南长沙，经著名爱国人士刘良模先生介绍，我认识了范长江。那时，他辞去《大公报》记者职务不久，在武汉得到党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关怀，组织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团结广大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宣传团结抗日。前者是群众团体，后者是新闻事业单位。我随即加入了学会，并任国新社特约记者。

    长江大我9岁，精明强干，十分活跃。我们见面时，刘良模介绍说"这位是名记者范长江先生。"范连说"不敢，不敢。"我们几个20来岁的小伙子很喜欢这位谦虚的名记者，纷纷请他签名留念。当他知道我们喜爱新闻工作时，马上就聘我们为国新社特约记者，还给每人发了一份特约记者证，要求我们多写宣传团结、宣传抗日的报道。随时进行宣传和扩大联系面，正是长江所提倡的一种工作方法。

    1938年底长沙大火之后，国新社总部设在桂林。范长江任社长，刘尊棋任副社长，黄药眠任总编辑，孟秋江任总务主任，胡愈之、金仲华、刘思慕、陈同生（侬菲）等都是国新社的积极支持者和撰稿人。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团体，它的社员、社友、记者、特约记者遍布全国各地和各个战场，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以致后来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嫉恨，1941年被迫停办。

    在范长江的影响下，在国新社的帮助下，我开始了新闻生涯，一干20多年。60年代以后，我虽然不做记者了，却仍然做文字工作，更难舍给报刊写稿，又延续到80年代。

    1939年3月底4月初，我从浙江金华到了湖南株州，准备去南岳国共合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采访。在车站的一家饭馆，我下楼，长江上楼，两人巧遇。他带着汤轰震、张杰等人从桂林到株州，准备换车去浙江金华。长江又约我回到楼上谈话，询问了金华的情形，然后拿出新拟定的国新社组织规章，让我看看并提出意见。在我看规章时，他奋笔疾书，很快写成两封信，让我带到南岳分别交给汤恩伯和叶剑英（当时汤是31集团军总司令，叶是18集团军参谋长，分别调到这个训练班任正副教育长）。他在信中以朋友的身份勉励他俩合作，把游击干部训练班办好。

    长江又介绍我担任中共地下党在湖南宝庆办的《观察日报》特约记者。他带有印好的聘书，当场填写一张交给我。《观察日报》社长杨隆誉（后改名杨赓，日本投降后到北平任《解放》三日刊编辑主任，解放战争期间任新华社四野分社主任，解放后任《新观察》主编、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与杨一起办《观察日报》的还有张天翼（解放后曾任《人民文学》主编）、黎澍（解放后曾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等人。后来的《金陵春梦》作者唐人（原名严庆澍）当时也在宝庆，喜欢写诗，与杨、张、黎等人过从甚密。同年8月，我和唐人、杨紫夫妇结伴，从宝庆出发步行经湘西、川东、鄂西到豫南镇平，他们夫妇在一个叫屈原岗的小镇搞战地出版工作，我则继续北上，在洛阳渡过黄河，经晋东南到豫北林县敌、我、伪三方交错地带采访。这时，我不断给国新社寄出战地通讯，由它发给很多报刊采用，香港的《星岛日报》也有我的战地通讯。

    1940年春，我辗转到了重庆，长江也在那里，与沈钧儒、阎宝航同住在一所很小的住宅里。他主持国新社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地点在江北猫儿石。国新社是合作社性质，交纳股金或年费才能被批准为社员，大部分人是以稿费入股的，我也是如此。国新社社员又基本上都是青记学会会员，我也不例外。对社员来说，国新社就是家，谁都喜爱、留恋。社里办的油印刊物《采访与写作》、《社友通信》内容丰富多彩，刻印字迹清晰整洁，极受大家欢迎。我记得有一期曾用社员的名字编了一句顺口溜，其中有"某某登上张高峰，在韩柳村林间散步"句。社里对社员、特约记者、通讯员都是极负责的。尽管没有几个工作人员（我只知道有高天、于友等），可是我们写的稿子只要被报纸刊用，社里必剪寄给我们，还注明何时刊于何报。在那战争年代，我的行踪不定，通信极困难，然而我写的战地通讯的剪报却几乎是齐全的，这不能不感谢社里同志们的操心、保管之劳。可惜，那些剪报在文革中都毁掉了。

    在重庆，长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全部依靠稿费，有时还要接济朋友。记得有一次，他的夫人沈谱拿着他当年在前方采访时用的一架军用望远镜来找我，希望我设法卖掉以补家用。我多次奔走竟未卖出，没有帮上他的忙，内心一直歉疚。

    我听说长江"精通廿四史"，觉得自己也应该深造。1940年夏，我考入国立武汉大学（抗战爆发后西迁四川乐山），立志在学校安静地读书学习，为再做记者打点基础。行前我专程去看长江。他对我上大学不以为然，并以他自己为例说，他并非什么大学出身，主张刻苦自学。我因为抗战以来奔波于黄河长江之间，身心疲惫不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面读书一面休息，所以还是告别长江，去了武汉大学。

    1946年春，我在《大公报》北平办事处工作。一天，办事处负责人徐盈通知我说，长江到了北平，住在西河沿翠明庄励志社（军调处时代那里是接待中共人员的地方），希望与我见一面。我去看长江，他正要出门，随即约我到北京饭店中共代表的房间谈话。长江向我询问了一些国民党在北平的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我据实以告。分手时，他嘱咐我如果有人问起他到北平事，就说不知道（当时他没有对外公开姓名），当然更不要主动说起此事。这是我时隔6年再次见到长江。

    1949年1月，北平解放。解放军举行入城式的那天，长江以《人民日报》社长的身份，邀请了部分在北平的老记者与《人民日报》记者配合采访入城式新闻，我应邀参加。长江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人民日报》记者对北平情况不熟悉，还有团结更多的记者在自己周围的目的。他想得很周到，怕大家采访赶不及回家吃饭，每人发给一定数额的中国人民银行纸币作为饭费补助。那是我第一次使用解放区的货币。在东安市场吃豆腐脑，我们付帐时，店家不肯接受这种货币，我们反复解说才收下。

　 【附记】：以上是先父张高峰生前的一篇未完稿。逢中国记协成立70周年征文，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文中所述均据原稿抄录，准确与否还请识家指正。张高峰走上新闻之路，与邹韬奋、范长江两位先生的影响、引领有直接关系。他后来做《大公报》记者，采写了大量战地通讯，关注民生，抨击时政，特别是1942年冬到河南前线采访，发回长篇通讯《豫灾实录》，大胆披露河南灾情，指斥当局罔顾民生，都是秉承了两位先生恤民、敢言的精神。《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配发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更激怒当局，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段重要公案。张高峰笔耕半个多世纪，晚年曾以《萍踪漫忆》为总题拟写记者生涯，可惜天不假年，只留下部分未完稿。70年过去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早期成员已是硕果仅存，抢救和整理他们的亲历亲见文字、资料，对于中国新闻史研究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奉献此文的初衷和目的。]（稿件提供者：张刃 现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