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75年领导的整顿，是值得在中国历史上大书一笔的大事。正是这次整顿，部分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左”的错误，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使中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和否定的情绪，而“四人帮”却倒行逆施，整邓小平，阻止整顿的进行。这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
1975年初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着手整顿
1975年一开年，引人注目的大事是：邓小平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是1973年4月复出的。复出后，他只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国务院协助生病的周恩来工作，实际上，他当时只是周恩来的一个助手。1974年下半年，病情越来越重的周恩来多次向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并亲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邓小平工作问题。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高层领导核心。这一决定，在1975年得以实施。这一年的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排在周恩来总理之后的第一位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表明，邓小平已经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不仅如此，由于原来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在周恩来生病期间由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工作，实际上是确定了邓小平的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地位。
邓小平进入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核心后，立即着手进行整顿。当时，全国仍处于混乱状态。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自我爆炸后，人们普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但又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加上“四人帮”在思想理论界宣扬了许多谬论，使人们的思想很混乱，因此对于今后中国的发展方向，缺乏正确认识。由于长期搞政治运动，许多人把精力和兴趣投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没有心思搞生产，工人散漫和胡混的现象十分普遍。军队长期搞政治运动，缺乏训练，出现了“软、懒、散”的问题。此外，教育、文化等领域里的许多老大难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呈现一派萧条景象。面对如此形势，邓小平认为，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整顿，否则，国家就会衰败下去，民族复兴无望，更谈不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了。
邓小平主张要整顿，实际上也是当时毛泽东的想法。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不谋而合的。
当时，毛泽东也认识到了目前国内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多次发表谈话，发出指示，做出批示，提出了整顿问题。1975年1月初，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接着，毛泽东又提出，要解决党内的积案问题，他说：“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他还批评专案人员说:“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案，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3月5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支持整顿铁路。3月8日，毛泽东又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释放了250名被关押的干部，给他们安排了工作，有病的安排住院治疗。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不能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31页）当时，造反派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毛泽东借用“老九”二字，提出我们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观点，这也等于提出了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是在1975年里逐步提出来的，这正好与邓小平逐步开展的整顿同步，并为之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坚定了邓小平大力整顿的决心。
邓小平在1975年首先着手对军队进行整顿。1975年1月25日，已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先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接着邓小平讲：本来，我们这个军队是有好传统的。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队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之后，立即派出干部，深入到各部队去，调整班子，选派得力干部到一些部队去任主官，同时，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压缩编制，精简机构，很快，军队就出现了新的面貌。
紧接着，邓小平把整顿的重点移向铁路。当时，全国正在搞批林批孔运动，大多铁路部门都在进行政治运动，运动中又引发了派性，出现了极大混乱，派性斗争十分激烈。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发生了运输堵塞现象，严重阻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大干线，积压的货物堆积如山，旅客列车经常晚点。铁路的混乱直接危及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生活，也使许多城市发生了混乱。邓小平决心抓住铁路这个影响大局的全国经济薄弱环节进行整顿。为此邓小平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于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专门研究解决整顿铁路问题。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基础上，中央于3月5日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毛泽东同意后，作为中央9号文件下发。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是：改进铁路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去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贯彻中央9号文件，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经过两个多月的整顿，打乱了派系组织，撤职、调动了各路局中的派性头头，恢复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了生产秩序。到4月份，过去严重堵塞的铁路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有19个超额完成了国家的计划，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大为提高。铁路的整顿带动了全国工业生产的好转。1至4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同期增长19.4%。
邓小平领导整顿，实质就是部分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整顿中坚决反对派性，打击和严肃处理派性头头，实质上就是打击“四人帮”在下面的爪牙，这自然会引起“四人帮”的仇恨，他们也必然要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进行捣乱和破坏，对邓小平进行“反击”。就在邓小平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时，江青等人指使他们手下的爪牙对抗整顿，不听调动，反而贴出大字报等进行反扑，把矛头直接对向了工作组，甚至指向了万里，声称要继续同“走资派作斗争”。但是，邓小平鼓励万里，不听那一套，对不服从调动的就不发工资，直到进行法办。造反派们经不住不发工资和反复调动，七调八调，“四人帮”手下的爪牙就作鸟兽散了。
“四人帮”认识到，要同邓小平斗争，就必须提出一个政治口号。这个政治口号，一方面能够直接指向邓小平等老干部，攻击他们，又能够给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以重新起来反对老干部，重新起来搞乱大局的借口。这个口号该是什么呢？对此，从1975年1月到2月，“四人帮”就在钓鱼台进行了反复研究。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当前重点是反对经验主义。提出这个口号，既不很明显，又能直指邓小平，同时也可以使各地造反派在“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下聚集起来。怎么样提出这个口号呢？他们决定利用毛泽东发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和毛泽东让张春桥、姚文元就此问题写文章的机会，在中间加进私货——“主要是反对经验主义”。
在造成了反对经验主义的很大声势后，“四人帮”决定，要取得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同意后，他们好拿上方宝剑，大反经验主义，重新把造反派组织起来，重新打倒一大批老干部。4月初，姚文元指使新华社向中央写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印发政治局的同时，送毛泽东审阅。报告说：“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姚文元在把报告送给毛泽东之前，也印发政治局成员了，这样，邓小平也看到了。邓小平早就通过看报纸，了解到了“四人帮”大搞反对经验主义的用意，他心中有数，只是不表态，他继续领导推进整顿，同时寻找反击“四人帮”的机会。现在，邓小平看到了新华社的这份材料，敏锐地感到“四人帮”有一个阴谋，这就是：通过报送这份报告，待毛泽东同意后，在全国搞一场政治运动，聚集造反派，打倒一大批老干部。此时此刻，他不能不挺身而出。1975年4月14日，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会见结束后，邓小平留下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北京最近的情况。邓小平在汇报中特别讲到江青等人现在大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我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过了几天，即4月23日，姚文元转送的新华社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仔细看过之后，在这份报告上批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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