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有“哲学狂人”声称用哲学真理破解超级数学难题遭到质疑就要和人“赌命”，有关“民间科学家”的话题在媒体上又热了起来。“民间科学家”一语其实并不妥当，让人误以为搞科学研究还有官方与民间之分，因此我在这里想改用“科学妄想家”来称呼那些没有受过恰当的专业训练，不具有必备的专业知识，但是又自称做出了重大科学发现、未获得科学界认可，却以其毕生精力不懈地推销自己的人。
科学妄想家并非中国的土特产。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就已经给西方的科学妄想家画过像，归纳出他们作为妄想狂的5个特点：他们认为自己是天才；他们认为和他研究同一问题的专家全都是一些傻瓜；他们认为自己受到学阀的歧视和打压；他们竭尽全力攻击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确定无疑的科学理论；他们的著作荒诞不经，大量使用杜撰的术语，就像是“疯话”。
但是中国的科学妄想家自有中国特色，与其西方同行相比，受迫害情结更深，在“学阀压迫”之外，还多了一重“民族压迫”，自认为受到“西方科学”的打压，由于是中国人而受到歧视。他们的自信心更强，动不动就搞重金悬赏征求挑战者，乃至要和人赌命——当然，如果真有人去应战，别指望他们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死不认错是他们行走江湖的法宝。他们对别人的批评更为敏感，反应更为强烈，如果有人偶尔批驳他们一下，就会成为其冤家对头，被穷追不舍。他们也更为痴迷，放弃了正常的生活，多年如一日一心一意地推销自己、与人辩论，有时甚至能感动了记者为其打抱不平。
但是最大的中国特色是，这种人数量之多，为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在中国各名牌大学的校园、中科院研究所的门口，时常可看到他们来上访的身影。在各大门户网站的科技论坛，更是几乎要被他们的口水所淹没。我差不多每过一两周，就会收到科学妄想家寄来的自荐信和论文，希望我能为他们这些“学术腐败的受害者”伸冤，主动提出以后要和我分享荣耀和利润。有的还不停地寄，特别是有个自称发明了永动机的，到现在已经给我寄了有几十次了。
“科学妄想家”在中国的盛行，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传统因素。中国古代并无科学传统，只有技术传统，比如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即是。其实科学与技术在思想、方法、内涵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中国二者常常被相提并论，混为一谈。搞技术发明有时是靠经验积累和灵机一动就能做到的，使有些人误以为做科学研究也可以走这条捷径。
第二是文化因素。中国历来没有“专业性”观念，欣赏全才、通才，不重视乃至鄙视专业人才，以为只要悟“道”，就可以融会贯通，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什么领域都可以去坐而论道。这种观念在当代人文学者中还很常见，科学家在他们眼中只是些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员，不如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哲学思想后，可以站得高看得远，乃至以科学导师自居，可以为科学的发展指点迷津。这种文化背景导致了许多人在科学问题上也好高骛远、夸夸其谈。
第三是政治因素。大跃进、文革时对专家、权威的鄙视达到了顶点，无限夸大劳动群众的创造性，至今流毒不浅。文革刚结束时号召全民“攻关”、“向科学进军”，把科学研究当成了群众运动。随着陈景润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全国各地也出现了成千上万个陈景润的继承者。
现在又多了个经济因素。在科技产业化的刺激下，连专业的科研人员都在用浮夸虚假的成果去捞钱，许多科学妄想家也跟着梦想用妄想出来的科技成果发财，有意无意地骗钱。这也并非没有先例，例如20年前公共汽车公司的驾驶员王洪成导演的“水变油”骗局，获得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持续了十年才败露，造成4亿多元的损失。
既然存在着如此错综复杂的因素，科学妄想家的繁荣景象在中国还会持续下去的。只要他们不试图去骗钱，他们有自得其乐地生活在幻想中的权利，没有必要非要去改造他们。他们已经偏执，是很难劝说其改弦易辙的，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个科学妄想家在别人的劝说下脱胎换骨的。对那些还没有偏执的业余研究者，我们可以忠告他们：第一，热爱科学是好事，但是要认清自己的局限。在科学高度发达、专业性越来越强的今天，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的人是不可能做出什么重大发现的。不要好高骛远，要从解决小问题入手，从事像天文观测、博物学观察、寻找新物种、发现新化石这类业余研究者还有用武之地的工作，让自己成为一名踏踏实实的业余科学爱好者，而不用变成科学妄想家；第二，要争取与科学界合作，遵循学术规范，努力通过正常的渠道让学术界承认自己的成果，不要想通过媒体炒作、民间推销来迫使学术界的认可，那是不可能的。
媒体也不宜炒作这些人，不要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以为真有天才受到了科学界的打压，也不要去鼓励科学妄想家，这显然无助于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并无科学专业识别能力的记者要认清自己的定位，不要也想到科学界当无冕之王。科学研究有自己的规律。在科学史上，从来没有外来干预促进了科学发展的先例，不管这类干预是来自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媒体的。(方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