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研究生考试，罗中立就报考了国画研究生。专业考试排名第一，但他却没有考上，原因是他的古典文学不及格。国画系教授还说，幸好罗中立的古典文学不及格，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的《父亲》了。没有考取研究生的罗中立只好回来继续画油画。这时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的消息传来，罗中立决定为自己的油画生涯作最后一搏，他又一次到大巴山寻找创作灵感，这时的他离《父亲》这件作品又近了。三到大巴山终于画出《我的父亲》在四川美术学院第二年，快到农历大年三十时，罗中立在路边公共厕所看到一个收粪的农民，这个场面触动了罗中立。“看到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外面的天气阴雨绵绵，非常湿、非常冷，当时我看他还是很麻木的，完全不知道已经是大年三十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当时一下子很震动，然后回去马上画了很多关于收粪农民这样一个场面。”他认为是又脏又臭的农民支撑着国家，农民才是支撑国家和民族的真正脊梁。

    当时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通知下来了。罗中立准备用《收粪的老人》创作一幅作品，他对朋友说要画一张大的大头像，原话是“像毛主席像一样大的画”。说完后就大跳，又跳又舞很兴奋。正式创作以前，罗中立又回了一次大巴山，他把邓开选老人所有的照片能找的都找了出来，能画的都画了出来，然后把这些综合出来构成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期间差不多半年时间里，一稿一稿地变化着。等他从大巴山回到学校，画的题目也从《收粪的农民》变成了《我的父亲》。1980年夏天的四川美院，同学们都在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作准备，学院也非常支持，改变了以前过点熄灯的做法，宿舍的灯整夜不熄。加支圆珠笔表明是新社会的父亲当时有人看了《我的父亲》说，你这个是旧社会新社会，你这么搞也看不出来。于是提议加一支圆珠笔，这个圆珠笔放在耳朵上头。只有解放以后才有圆珠笔，旧社会解放前是没有圆珠笔。罗中立说：“加一个圆珠笔的话，就表示他是一个新社会有文化的一个农民，就不像现在苦巴巴看到一个旧社会的老头。我很快把这个圆珠笔画上去。

    为了缩小这个圆珠笔视觉上的强度，所以我把透视画得特别大，基本上是正面透视的一支用竹杆套的那种带圆芯的笔，那个时代很常用的一个圆珠笔的形象。”罗中立加上的这支圆珠笔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几乎不容易发现，可是就是这小小的一笔改动就决定了父亲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作品和罗中立的未来命运。农民形象的草图几经变化变成了一幅巨形图像，这件作品在最后时间终于通过了当时的四川省美协的审查，同意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取掉两个字引发对《父亲》的争论作品送到了北京，罗中立的心提到了更高。“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一些估计，对它都觉得挺悬。”罗中立说。1980年12月，参展作品全部到达北京中国美术馆。《我的父亲》一亮相就吸引了所有评委的目光。

    这是中国油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幅巨幅头像。看着眼前满是皱纹苍老的面孔，几乎所有的评委都被深深的的打动了。据说，这一天评委们在画像前站了很久，细细品味着画像的每一个细节。就在这时，评委吴冠中认为，作品表现的人物完全是我们上一代的父亲形象的一个概括，用“我的”太小了，应该把“我的”拿掉，就留“父亲”，就代表父亲那一代。尽管吴冠中的建议只是去掉了两个字，但这恰恰引发了新的争论，新中国成立以后，劳动者被定义为国家的主人，在几乎所有文艺作品中，他们都被描绘成积极、乐观、高大的正面形象，脸上更是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幸福微笑，像《父亲》这样一个忍辱负重甚至是苦命的形象，能代表新中国的农民吗？观众来投票《父亲》一举夺金奖1980年12月20日，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终于在中国美术馆拉开了序幕，参展作品543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罗中立的《父亲》再次成为观众瞩目的对象。由于评委们一开始就对参展作品存在不同的意见，所以如何给出每一件作品的公正评价也就成了难题。最后评委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评判权交给观众，让他们来给作品打分投票。如此重要的全国性展览让观众来打分还是第一次，观众们会选择哪一幅画呢？当青年美展在北京广受关注的时候，罗中立正在达县陪伴着即将临产的妻子。

    一天早晨，广播里突然传来了令他难以置信的消息：罗中立的《父亲》获得当时标志中国美术界的最高荣誉——金奖。热情的观众给他的作品投了800多票，比第二名作品高出了700多票。一时间，关于《父亲》的美誉之词不胫而走。但是，更让他惊讶的还在后面，获奖之后，一场围绕《父亲》的更大争论正在悄悄酝酿，而且批评的矛头竟然又一次不可思议的指向了父亲耳朵上的圆珠笔。很多人认为圆珠笔多余，也有的认为这支圆珠笔加得好。1981年的6月，关于圆珠笔的争议仍然没有结论。

    这一年，罗中立作为参加青年美展的优秀艺术家受邀赴北京参加艺术研讨会。这是罗中立第一次以艺术家的身份有机会向专家和老师们解释自己的创作思路。在研讨会上，罗中立终于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根据中央电视台10月16日和17日播出节目《一路走来的父亲》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