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讨论双边及全球性重大经济问题　周边经济体对中美对话充满期待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长保尔森作为两国元首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２１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已率２６名部级以上高官抵美，中美高官共同“会诊”经贸难题。就此，本报专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话题涉及双方重大利益

    问：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有可能讨论哪些方面的议题？

    梅新育：双方交流讨论的重心应该是涉及双方重大利益的双边问题，以及需要双方协作解决的全球性重大经济问题。去年第一次对话议题覆盖了全球经济失衡和中美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企业社会责任、疾病防控等众多领域，这些议题，都有在此次对话中继续讨论的价值。此外，两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及其监管（中美两国统计的双边跨境证券投资数额差距数倍）、金融监管信息交换、两国货币政策协调、能源战略协调等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讨论。

    两国平等协商的平台

    问：国内外许多公众都容易形成一种印象，每次中美之间的经济磋商，似乎都只是美方向中方提要求，此次对话中方可以向美方提出哪些问题？

图为梅新育接受记者采访

梅新育：美英在国际传媒界占据强势地位，美国政府也很善于借助媒体造势。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商贸联委会等机制一样，是两国平等协商的平台，并不是美国单方面向中国提出要求、中国照单全收的场所。平等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本特征。

    我个人觉得，中方可以向美方提出的问题包括：１、美国如何切实调整其不可持续的储蓄—投资模式，降低财政赤字，切实提高储蓄率，从而为化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２、美国如何切实履行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的市场准入承诺，与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国际组织共同努力制约某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某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避免挑起不公正的贸易争端，创造更可预期的商业环境。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问题，包括实业投资和金融服务业投资。

    美国政府特别是国会人士有必要明白，中国是一个对外投资潜力巨大的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化解中国贸易顺差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包括美国许多州、城市在内，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都看中了这一点，正在大力吸引中国投资。

    被动地被地方政府推动，或是与此潮流对抗，美国政府如何帮助自己的选区抓住这个机遇呢？首先，取消对中国商品的歧视性待遇，特别是在反补贴和反倾销问题上的“双重惩罚”问题，即一方面在反倾销实践中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商品实施反补贴法。其次，共同努力重新启动多哈回合谈判。

    “路标”式成果是什么

    问：此次对话前夕，美国财长保尔森曾对媒体强调，需要取得一些“路标”式的成果，您认为“路标”式的成果指什么？

    梅新育：每次中美经济协商前，那些近期性的问题，特别是双方发生了贸易争端的一些问题，总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路标”式的成果应该是指就双方争议的近期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双方就近期问题做出一定安排，对于取得国内支持、保证双边对话机制平稳持续发展极为重要。此次保尔森提前对媒体放话，有人认为是对中国施加压力，但恐怕也有可能是某种默契、有把握的表示。

    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有关部门还有必要对一些新出现的趋势基于足够的重视。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影响力传递途径及其对策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内地股市暴跌引发全球股市振荡，标志着这个问题浮现。中方大可不必一味强调沪深两市市值占世界交易所联盟主要交易所市值总和的比重不足３％，毕竟股市影响力和走势的直接决定因素是预期而不是规模；某些美国议员们也不必借机炒作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话题，双方应该就这个问题认真探讨一下。

    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如此引人瞩目，这一机制正在对中美两国以及世界经济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梅新育：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本身的功能定位及其发展也可以作为对话的议题。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需要超越国境，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为此，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中国经济崛起意味着西方主要经济大国需要强化与中国的经济政策协调，但西方国家的某些势力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不愿意中国作为享有全权成员的身份加入以前七国集团的协商机制，中国又不可能接受俄罗斯那样的参与七国集团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时期内成为中国加入七国集团的替代品。

    由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溢出效应非常明显且日益增强，相信世界其它大多数国家也期望看到中美两国能够开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相应成果，为两国，也为他们创造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品大量使用从第三方，特别是从中国周边国家进口的产品，以至于中国外贸形成了“对东亚逆差＋对美欧和非石油发展中国家顺差”的格局，中国周边经济体对中美经济协商的期待尤其强烈。

    正因为如此，这场双边战略经济对话才那么引人注目；中美两国对话者们不仅需要对各自国家的国民负责，还需要向世界体现出负责任大国的风范。（李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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