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的中心远比风暴边缘平静。9月22日，对于沸沸扬扬的医改传闻,卫生部办公厅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向本报记者透露：“医改小组刚刚成立，正在搞调研工作，以便拟订今后的医改方案,目前并无统一意见。”
“以中国的国情而言，医改肯定不会照搬任何已有的模式，一定是吸取各种模式中的精华部分，走出一个中国模式来。”毛群安说。
地方试验
“我们尝试的是‘管办分离’。”9月20日，正当中国新医改会否采用“英国模式”被热烈讨论之时，无锡市卫生局局长王爱国对本报记者介绍了当地实施一年的医院“管办分离”改革试验成果：一年内，无锡市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率从年初的72%增到94.9%。
王爱国介绍，在实施“管办分离”模式中，无锡市卫生局把所有的市属医院的人财物管理权移交给了另一个平级部门“医院管理中心”去做，卫生局则腾出精力主抓社区医疗体系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老百姓关心的社会医疗事业。
据了解，像无锡搞的这种“局部医改模式”探索并非个例，国内其他的地方也在进行着各式各样改革探索。
从2000年初开始，宿迁市对135家公立医院中的133家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实现了医疗民营化、股份化，政府资本完全退出。南京市则是从2003年开展药房托管模式试点，将医院的药品供应委托企业法人运作，对药品经营企业公开招标选秀，以期降低药价、遏制回扣之风。云南宣威市则是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从2005年开始探索，实施“药品竞价采购、统一供货配送”的新模式，使当地药品价格显著下降。
但业内专家指出，这些模式也同时存在难以绕开的问题。
比如，无锡模式对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投入都提出了较高要求,在中西部地区推广显然比较困难。宿迁模式虽然带来了社会医疗投入增长，医疗费用下降等成效，但政府通过“卖光式”改革甩掉医院的包袱，使得原来用于医疗服务的财政支出也渐趋消失，这不利于针对特贫人群的福利性医院建设。而南京模式和宣威模式的遗憾之处则在于，终究没有根本解决医院财政补给制度的先天不足，危及到了医院的“养命之源”。
“各地的相关改革尝试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任何模式都有利有弊，并且都有其适用前提，不能机械照搬。”中央党校研究室赵杰博士指出，“国家不会很快地轻易出台医改方案”。
两大命题
“新医改模式并没定论，更多的是猜测和推论。”曾多年在英国研究医疗制度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教授周子君介绍，“目前各方基本达成共识的是，新医改面临两大改革对象：一是要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二是要建立基本医疗服务体系。”
周子君认为，让城市和农村居民都有医疗保险是医改的远期目标，近期医改能做的首先是分别理顺城镇医保和农村医保的制度体系。
据介绍，以北京市为例，社保局管公费医疗和基本医疗，卫生局管新农村合作医疗，教育局、红十字会和卫生局共管学生儿童医疗，还有将近10%的人是什么医疗保险都没有的，“不仅北京，其他城市也是这么复杂。我们建议国家建立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让基本医疗保险真正具有基本性和普遍性，这样才能有效提高保障水平。”
对于新医改的第二个命题“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周子君认为建立社区医疗是第一步，这也是目前已开始启动的工作。据介绍，目前的探索，一是让大医院兼并小医院把社区医疗办起来，二是解决医生激励政策，引导大医院过剩的医疗人才转向社区医院。
实施之难
“即使现在新医改方案出台了，也并不意味着可以马上实施。”赵杰认为，“这里还存在着当下就办，还是缓缓再办的考量。大目标、大方案都可以定得很好，但我们有没有实力去做呢？我们做了之后还会产生其他什么连带的重大影响呢？”
“对于基本医疗保险，曾有人说拿出一两千亿就能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周子君也表示，“现在医疗需求是被压抑的，因为人们手里缺钱。一旦人人都有很好的医疗保险，就诊率、住院率会猛增，这个潜藏已久的需求会突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国家有没有这个实力买单？”
赵杰认为，医改产生的影响很大，事先要有基本考虑。他举例说：“我们可以从国家发改委的规划中看到，医药行业是每年20%的高增长率行业，这个行业牵扯到地方经济、国家经济等方方面面，同时它又是严重依赖现有畸形的、尚待改革的医药市场环境的。一旦新医改方案实施了，医药行业会面临什么局面？连带的经济影响会有多大？这个账怎么算？新医改会面对什么样的阻力？这些问题要事先有个思考。”
一位业内人士称：“医改是一个关系十几亿人利益的大事，不是几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关起门来开个会就能拍板定下来的，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利益代表的声音。”
（记者：孙晨）
勾勒医改新方向:医疗体制改革要的是"中国模式"
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肯定不可能是纯粹的“英国模式”或“德国模式”或“美国模式”，而必定会是一种需要兼顾多方的“混合型”的模式。但不管怎样，无论是哪一种模式，也不管是怎样一种混合，新制度终究要考虑三点：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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