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签字仪式。这是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签字仪式上举杯庆贺。
北京时间2001年11月10日晚23：38分，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喜来登酒店。当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塔尔财政经济贸易大臣约瑟夫·侯赛因·卡迈尔一锤定音，宣布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决定时，这位一袭白衣的阿拉伯人被永久性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5年来，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在与国际经济规则的接轨碰撞中，一贯以“一人成龙，三人成虫”著名的中国人，也开始习惯于联合、协作。中国民间力量越来越多地开始以组织化的形式，更为密切地融入经济生活中。
这种由下而上自发形成的社会良性合作精神，将是加入世贸组织带给中国的另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加入世贸组织正在倒逼中国民间力量的兴起，马铃薯保卫战便是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讲，WTO真正的大戏刚刚开演。[相关阅读:入世5年过渡期 中国即将“高分”赢得终点飘带]
一线调查
“马铃薯保卫战”：被逼出来的胜利
“WTO？没听说过！”
“反倾销？不知道！”
冷飕飕的寒风卷起地上的积雪劈头盖脸地扑来，赵爱生一边回答记者的提问，一边蜷紧了拢在袖子里的双手，顶着风向屋后山坡上的地窖走去。11月初突如其来的一场降雪让他有些担心，地窖里的马铃薯是否会遭到冻害。
这位40多岁的农民许多年来一直忙着同样的事情——种植马铃薯。在赵所在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可镇三圣太村，以及周边的十多个自然村，家家户户都靠种植马铃薯为生。但即便身为村主任，赵爱生也并不知道，他和村民们已经成为国内首例涉农产品反倾销案的直接受益者。
两个多月前，国内17家马铃薯淀粉企业发起的对欧盟进口马铃薯淀粉的反倾销调查获得初裁胜利。这是中国在2006年发起的第一例反倾销调查案，也是中国对欧盟涉农产品反倾销第一案。
“以前都是欧盟反倾销我们，这次我们终于反倾销了欧盟。”这场“马铃薯保卫战”的发起人、内蒙古奈伦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庆峰告诉记者，这是一个被逼出来的胜利。
“小土豆”引发中欧贸易纠纷
“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1月5日，内蒙古科鑫源食品集团公司总经理石有对本报记者说，“马铃薯淀粉已经回升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4500元～4600元/吨。而去年进口的马铃薯淀粉最低价只有2800元/吨。”
2005年6月，欧盟进口的马铃薯淀粉开始降价，石有说，当时他们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但由于降价幅度不大，大家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加上马上就要进入马铃薯淀粉生产季节（8月底～10月底），各生产企业都在忙着组织原材料准备生产。但是，国内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刚刚开工，欧盟进口的马铃薯淀粉到港价突然从550美元/吨猛降到了360美元/吨，最低时一吨折合人民币仅2800元。
国内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很快发现，进口马铃薯淀粉的低价倾销已使他们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打价格战，每吨要亏损1000多元，硬挺着不卖则产品大量积压，客户流失。石有说，他一直为康师傅集团供货，但2005年他们基本没有达成什么交易，去年康师傅集团80％的马铃薯淀粉采购的是低价进口产品。
“国内企业不可能每吨卖2800元，这连买马铃薯的成本都收不回来。”石有说，去年他们公司仅生产了1000吨马铃薯淀粉，因为生产越多亏损越大。而这并非个案。云南昭阳威力淀粉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杨先生说，去年他们只利用了30％的产能。
石有回忆说，到2005年10月，形势越来越严峻，国内主要的生产企业一起开会商议对策，最终决定对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发起反倾销调查。
2005年12月29日，17家国内马铃薯淀粉加工行业骨干企业联合起来，向商务部正式提交了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书。39天后，商务部发布了立案公告。在规定时间内，三家欧盟马铃薯淀粉企业应诉。
代理此案的北京博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郭东平表示，申请企业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大量的证据，调查机关进行了实地核查，其中包括17家申请企业的财务账、库存、产销数据、海关的统计数据等，以证明欧盟进口的马铃薯淀粉以低于成本价销售。
8月18日，商务部发布了马铃薯淀粉反倾销案的初裁决定，认定原产于欧盟的进口马铃薯淀粉存在倾销行为，并且由此对中国的相关产业造成了损害，根据各企业的倾销幅度征收35％～57.1％的保证金。
“这时候公布初裁结果对国内马铃薯淀粉企业至关重要，因为两天后2006年马铃薯淀粉加工周期就要开始了。”周庆峰认为，国内企业已经苦苦支撑了一年，如果欧盟的生产企业在国内企业开工期间继续低价倾销，再打压一年的话，整个马铃薯淀粉加工行业将会崩溃。
郭东平认为，国内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比较分散，很多企业处在欠发达地区，根本不了解什么是倾销与反倾销，但国外强大竞争对手的压力迫使他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为国内企业在WTO规则框架内合理利用贸易救济手段自我保护开了个好头。
逼出来的协会
“初裁后，欧盟进口的马铃薯淀粉到港价马上回升到了600美元/吨。”周庆峰说，初裁结果公布前的头8个月，突击进口的低价马铃薯淀粉已经超过7万吨，接近2005年全年的进口量。
由于此前并没有成熟的行业组织作为依托，中国这些企业这次被欧洲竞争对手打了个措手不及。周庆峰认为，这次涉险胜利，使他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组织的力量”。自此，周庆峰的名片上还有另一个醒目的头衔——“中国淀粉工业协会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协会是反倾销调查前一个多月成立的，周特别向记者提及，协会是他们胜诉的关键。
周庆峰的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去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去年8月份开工后，公司产品压到今年一二月份才低价出售。”周庆峰说，马铃薯淀粉的生产季节性太强，明知亏损也要卖。周认为，欧盟各国政府对马铃薯淀粉产业在种植、原料收购、加工和出口等各个环节都进行补贴，因此欧盟的企业才敢低于成本价打压国内的企业。国内的马铃薯淀粉加工企业非常分散，不抱成团根本没有财力物力与欧盟的大公司抗衡。
2005年10月，周庆峰牵头召集国内主要的马铃薯淀粉企业商议对策，大家才决定成立行业协会合力发起反倾销调查。周说，建立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的提议说了好几年，不少企业积极性不高而一直没能组建起来，“要不是这次反倾销所迫，也不会有这么多企业响应”。
“当时大家都不太明白反倾销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北京聘请了反倾销方面的专业律师，”
周庆峰说，参与的企业很多，考虑到调查机关要实地核查企业的经营情况，申请的企业太多会拉长调查的时间。协会最后确定了20家企业作为代表向商务部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后来有3家企业不愿支付聘请律师的费用而选择了退出。
此次协会在统一指挥、内部协调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大多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行业协会不同的是，马铃薯淀粉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是企业经营者，运作费用由成员企业分摊，是一个自发成立、自我维权的民间组织。
缺失的后盾
周庆峰告诉记者，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他有时多少会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积极参与了这场“战斗”。
据了解，中国是世界第一大马铃薯种植国，马铃薯种植区大多属于“老少边穷”的山区，马铃薯种植、加工是当地的支柱产业，种植马铃薯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赵爱生今年种了40多亩马铃薯。他告诉记者，今年淀粉厂收购马铃薯的价格每公斤0.4元，每公斤只比去年涨了4分钱。他抱怨说，这两年化肥价格涨得飞快，马铃薯的价格却涨得太慢。
“别看每公斤只涨了几分钱，意义可不一般。今年加工企业反倾销初裁获胜利，产品价格回升，马铃薯的收购价格才会跟着上涨。”周庆峰认为要不是反倾销成功，生产厂家只能大规模限产，别说涨价，就是降价也没人来收这些马铃薯。
周庆峰介绍说，他的工厂总共有8条生产线，每一条生产线可以带动4万～5万个农户，也就是说有将近40万农户是靠给周的工厂种植马铃薯为生的。据保守估算，国内40多家主要马铃薯淀粉生产企业直接带动的马铃薯种植户有300万～400万之多。
不过，并没有一个民间中介组织能使这个庞大的群体团结起来，维护他们共同的利益。作为产业链上的一分子，身为三圣太村村委会主任的赵爱生并不知道马铃薯的价格波动与反倾销有什么联系，在记者予以了解释后，他还是直觉地认为“反倾销是国家的事情”。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夏英博士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业遇到的来自国外强势农业体系竞争的挑战，尽管表面反映在农产品市场开放、进口量增长等方面，但本质上是对我国农业组织与制度的一次强大冲击。非政府组织在产业发展能否起到应有作用，将成为我国农业能否顺利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冲击的一个关键。
然而，这个中国数量最庞大的群体由于缺乏能真正代表其利益的组织的引导，无法像国外的农民团体那样成为国际贸易谈判中的重要民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