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学术界的事情大抵如此，当年大名鼎鼎的王铭铭和张汝伦卷入同样性质的事件，现在同样也还在好好做着自己的学问。这样看上去，“宽容”已经成了当下学术界的主流，刘纳就认为“也不能全怪孙老虎”，当年一力提倡“宽容”的房龙先生在天有灵，可以对中国学术界感到欣慰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几个月前在天津发生的沈履伟“抄袭”事件。这位沈公在事发之后把指证他的天津市语言学会告上法庭，而且居然还在一审的时候打赢了官司。原因很简单，好几位被“抄袭”的“原作者”书面证明沈履伟就是自己文章的第二作者，即使他们当中的一位在当年发表论文时还不认识沈先生。有了这样的“理解”和“宽容”，文抄公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抄了。

    抄了又怎么样？从沈履伟的例子来看，抄袭的关键还不在于“抄”这一行为本身，更重要的是把方方面面的相关人事工作做好，以后出了事情也有底气。至于像孙老虎这样没做好准备的，那就只能端正态度承认错误，同时祈祷遇上个明白事理的好人了。还好刘纳老师很大度，孙老虎应该暗自庆幸。

    不能怪刘纳老师不乐意打假，当个“打假英雄”成本是很高的，而且几乎谈不上能有什么收益，刘纳没有像沈履伟事件中的几位“原作者”那样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每位被抄袭者都像刘纳老师一样宽容，再联系到刘纳老师说的“这类事情很多”，那当下学术界的真实状况如何，也就不难想像了。

    刘纳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最关键的还是“体制问题”，不过学术体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却颇费思量。其实说到体制，最重要的无非是两点，一是评价，一是监督。从评价体系来看，论文的数量决定职称，结果就是现在不少杂志完全靠“发表费”生存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而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同样由此孳生。要在短时间改变这样的评价体系显然是不现实的事情，一时之间也不一定就有太好的替代方案，倒是在同样重要的学术监督方面，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在西方的高等学府，一次剽窃事件足以毁灭一个人的学术生涯，而正因为有这样的制衡，学术腐败的概率相对就要低得多，由此也养成了学术界整体的健康氛围：没有人会对一个剽窃者表示宽容。现在我们的情况刚好相反，抄袭者得意洋洋，被抄袭者反倒浑然不觉，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孙老虎们自然也就可以继续得意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