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爆发生态危机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全面反思生态危机的成因，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性质、生产方式、市场机制、消费理念共同塑成了一种强大的征服掠夺自然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生态问题产生的最深层原因。恩格斯指出，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这两大“和解”，一个是针对人与自然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文明对大自然无限制的索取掠夺而造成的生态危机；一个是针对人与人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既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也是社会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解”就是“和谐”，两大“和解”就是两大“和谐”，就是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历史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制定一个个战略目标，因此，要把环境提升到整个宏观经济决策链的前端。中国现有的行政规划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全世界的能源和经济结构都在资本的作用下进行着重大的调整，如果我们仍然遵循以往的增长方式，肯定要出结构性问题，造成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国民经济与宏观决策之中。综合分析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奇缺的能源、淡水、耕地、矿产、生物五大资源以及现有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对各类重大开发、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进行更为合理的战略安排，变过度开发为适度开发，变无序开发为有序开发，变短期开发为持久开发。在这里应该把握的问题是：
★应该重新调整国土规划。打破行业垄断和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经济、资源总量与环境容量，制定不同区域和行业的发展目标。
★应该确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同时实现资源能源低消耗、污染低排放与经济高效益。循环经济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场新竞赛，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循环经济能否成功。
★应该迅速制定新能源战略。以核能、太阳能、风能、沼气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已在发达国家大量开发并获得成功，而中国新能源的发展速度和水平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新能源战略是我们能否走出环境与经济“非此即彼”困境的惟一出路，代价再高，成本再大，我们都得走。
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旦确定，还要靠一系列制度政策去落实。环境友好型社会制度支撑的基础，首先在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应该注意的问题是：
★环保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利益主体。环保领域内的公众参与，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切入点。
★应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重新整合，突出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管地位。应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纳入宪法总则及环境资源的各项法规之中。例如《环境保护法》就应修订成纲领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大法。
★要建立一整套生态补偿的法律机制，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实现环境公平。例如发达国家实现环境公平的基本途径，就是在资源被产业化或资本化开发的同时，对资源地的民众给予一定比例的股权补偿。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除上述制度建设外，还要求进一步改革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形成跨部门、跨行业的协调机制，例如按照林水草土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去将人为分割在各部门的环境管理权能重新统一起来；例如将执行环境法律政策的队伍垂直管理；例如将国民经济绿色核算与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体系建立起来。此外，还要求我们建立一系列环境友好的政治制度，如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度，如官员环境责任追究机制，如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如公众参与监督制度。从长远看，还要建立国民环境教育制度，即通过一整套环境友好理念教育传播机制，去全面提高国民的环境意识、消费方式、道德素质。惟有如此，才能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真正实现。（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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