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刊登了一封父亲来信，他的孩子在北京上高中而户籍在新疆，面临无处参加高考的问题。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也不仅仅限于北京一地，可以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样的情况又与历年来社会上喊打声一片的“高考移民”

    问题相伴而生。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加强惩治的力度呢？

    当然因为“高考移民”的猖獗。“高考移民”缘何猖獗？

    当然因为各省区市招生指标的不均衡，表现为各省区市本科录取线和重点线的巨大差异。

    在中国，有两类地方的考生享有招生指标的优待，一类是高校集中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另一类是边远地区，如海南、新疆、青海等。这两类地方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在招生指标和录取分数上有明显的“不均衡”。这些地方与其他地方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构成一个全国的大市场，而市场必然由不均衡趋向于均衡，这是市场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决定的，高考移民就在市场运动的力量左右下应运而生。

    根据价格理论，买方愿意付较低的代价买到同样的东西，付同等的代价买到更多更好的东西。具体到处于有着不同招生指标的不同地方的考生，一个地方考生的分数（代价）在当地换到的东西是一个普通大学的本科，而同样的考分（代价）在另外一个地方换到的东西则是一个重点大学的本科；同样的，一个地方的重点大学的本科需要非常高的考分（代价）才能换到，而在另一个地方只需要非常低的考分（代价）才能换到，在这样的情形下，该考生在交易成本较低（取得另一个地方户籍的成本、被发现和惩处的风险）的情况下，没有“道理”不选择“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无非是享受到当地人的市民权利带来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利益。一个地方的户籍本质上是一种市民权利，是一种基于身份的权利，因为附着了许多其他的权利和利益，那不管法律允许不允许，在事实上都会有权利的交易。外地考生正是通过“购买”这一权利，取得了附着于其上的本地人才能享受的招生指标权利。

    因此高考移民的本质是政府管制（招生指标）和户籍制度双重约束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取决于政府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制度改善和制度创新；最低的限度，能够把考生享受招生指标权从现在附着于户籍的状态下剥离，那问题也至少减少了一半。至于治标之策，那只有严厉打击一途，也就免不了让这位父亲的孩子受到牵连。

    所以我们与其同情他们，不如琢磨和思考更为深刻和重要的制度改善和制度创新。（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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