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英在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多媒体音乐话剧《半生缘》中担任主演，不久，观众还会在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中看到她扮演的张爱玲

    张爱玲的小说素有“纸上电影”之称，流畅的对话、故事曲折、近乎舞台和电影手法的叙述，被公认为是适合改编成影视剧的文学作品。张爱玲小说除了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之外，在60年的时间里，还不断被搬上舞台。

    有意思的是，张著的第一出话剧改编出自张爱玲本人之手。

    1944年，24岁的张爱玲自任话剧《倾城之恋》编剧，将小说原作改编成话剧。1944年12月16日，话剧《倾城之恋》由周剑云主持的大中剧艺公司首演于上海新光大戏院，导演为当年上海四大导演之一的朱端钧，罗兰饰流苏，舒适饰范柳原，其他演员有韦伟、端木兰心、陈又新等。《倾城之恋》连演80场，场场爆满。张学专家陈子善教授认为，票价虽然已经不可考，但不会太高，不然不会连演好多场，抗战后期，老百姓的生活并不是太好。

    可惜的是，《倾城之恋》的话剧剧本已经遗失，只剩下当年报纸上的广告和观剧的评论可以让我们略窥一斑当年的演出盛景。

    当年剧评中透露的点滴信息表明，张爱玲小说中特有的冷眼旁观的笔法在话剧中也得到了体现———“开场即有幽咽低哑的、不断的胡琴声音。旁人在忙着打牌，流苏却一个人阴黯黯地在扎鞋底子。”

    “淡”和“清冷”，在舞台剧中也不例外，“原著中的场面，都是非常幽静的；搬上舞台的场面，仍然是如此。”张爱玲通过对《倾城之恋》的改编在舞台剧中实现了她美学理想和所期望的效果，“《倾城之恋》没有高潮”、“是一出并不搬弄‘噱头’的戏”。

    在话剧《倾城之恋》上演近半个世纪之后，张爱玲的小说再次搬上舞台。1994年夏，张爱玲逝世前一年，根据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改编的话剧《上海往事》在上海商城剧院连演九场。制作人从出新的角度出发，起用了演员尹铸胜担任导演，女主角则选用了一名从未有话剧表演经验的舞蹈演员担纲，动因是小说原作叙述的是上海的故事，女演员不标准的普通话会加强地域色彩。这一年夏天，正值关锦鹏导演的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公映，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无疑搭了同名电影的顺风车。

    2003年4月25日，上海滑稽剧团上演滑稽戏《“独”养囡圄》，严顺开导演并主演。《“独”养囡圄》根据张爱玲小说《琉璃瓦》改编，讲述的是1930年代上海滩姚先生的趣事。

    在众多的张爱玲小说的舞台剧改编中，最值得一说的是香港创作的多媒体音乐话剧《半生缘》。

    2003年11月13日至16日，在香港葵青剧院上演的《半生缘》是对小说原著一次大胆的颠覆和解构，编剧、导演胡恩威、林奕华；剧中角色由两岸三地的著名演员共同出演，其中有曾经扮演过张爱玲的刘若英以及廖凡、丁乃筝、陈立华等，张艾嘉则以贯穿全剧的旁白出现在剧中。

    导演林奕华说：“我们必须先找出与以往版本全然不同，但又不至于远离原著的诠释，既要让观众看见我们的处理，又要让大家拥有足够空间对原作者的描写加以想象。”

    《半生缘》的舞台是由一个12尺高40尺阔的书柜和一张书桌组成，舞台空间状似一个图书馆，书柜上摆放了6000多本真实的书籍，这些书都是由导演林奕华从他阅读过的、喜爱的书籍精心挑选而出的。演出是由身穿现代服装的演员在舞台上朗读《半生缘》开始的，随着朗读的深入进入剧情。演出长达两小时45分钟，全剧故事情节靠张艾嘉的旁白串联。全剧的高潮部分是刘若英表演长达20多分钟的独白，在香港和台北演出时，许多观众都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半生缘》在对张爱玲作品重新诠释的同时，艺术手法也充满了强烈的现代感，舞台上无时不在的间离效果，新颖的时空调度，多媒体与演员的互动，电影化在舞台上的实验，都使该剧脱离了一般张爱玲作品改编的窠臼。

    该剧今年春天在北京的演出被延期后，将于明年1月在北京上演。

    进入2004年，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的舞台上有3出根据张爱玲原作改编的戏先后上演。

    2004年8月27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了根据张爱玲同名电影剧本改编的话剧版《太太万岁》。保留了电影90％台词的话剧版《太太万岁》几乎把原作原封不动地搬上了话剧舞台，张伐、蒋天流、石挥、上官云珠等明星在电影中的表演也被拷贝到话剧舞台上。

    2004年9月6日《半生缘》被上海歌剧院改编成歌剧上演。歌剧中出现了街头叫卖小唱、爵士乐、流行音乐，以及用沪语演唱的《酒歌》。八幕戏每场由演员扮演的张爱玲贯穿开头的独白，用小说中的原话引导情节。

    2004年10月18日－10月23日，话剧《金锁记》在上海上演。

    随着明年张爱玲逝世10周年的到来，张爱玲依旧是说不尽、也演不完的话题，相信会有更多的张爱玲作品被改编。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张爱玲的地位几经沉浮，颇具戏剧性，从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到最终成为显学，得到史家承认和大众的喜爱。张爱玲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和舞台剧的数量之多，在现代作家中名列前茅，张爱玲已经成为影视剧作品的卖点和票房号召力的代名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改编者倾力而为，在数量众多的改编中，让专家和张迷们满意的成功之作并不多，吸引了眼球，却吸引不了好评，经典作品并没有转变成为成功的品牌。张爱玲作品的改编成了一个难题。

    由于一直在外地出差，陈子善教授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话剧《金锁记》，但他对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金锁记》不以为然。在陈子善看来，文学名著改编本来就是不小的挑战，说得不好听，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更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至于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要去尝试改编？陈子善的回答是，因为张爱玲的诱惑太大。

    在陈子善眼中，张爱玲小说改编成功的只有许鞍华导演的电影《半生缘》。陈子善在解释为什么改编不成功居多的时候说道：归根结底，原因在于改编者在对原作的理解上出现了问题，演员的选择上也有问题，看着不像张爱玲小说中写到的人物。张爱玲的小说太过复杂，可以用不同的层面来阐释，如果变成形象的东西，阐释的可能性就缩小了，只停留在单一的层面上，如果把张爱玲的小说理解为世俗化显然是不全面的，这样解释虽然也不算错，但世俗化只是张爱玲小说的表面现象。

    台湾作家朱天文撰文介绍改编张爱玲翻译的《海上花》时，引用了张爱玲多次提到的“素朴的底子”：“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

    在朱天文看来，这“素朴的底子”就是日常生活的痕迹。而对于更多的张爱玲作品的改编者来说，这“素朴的底子”就是张爱玲文字中的独特韵味，只有在屏幕和舞台上传达和再现了张爱玲作品中微妙幽深的气息，才有可能摆脱张爱玲作品阴影一般的沉重负担。（驻沪记者　王寅　实习生　王小乔）